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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灵寿县 黑心书记:农民工中死亡 指示最多赔五万 (转载)

所属分类:关于我们 | 发布时间:2021-09-13 | 浏览:17 | 评论:0

  ·最多赔5万,是“市价”还是“政府定价”?

  ·党委书记动官威:敢动尸体闹事,就把家属抓起来!

  ·乡书记质问记者:你关注死人还是关注违法生产

  2012年12月1日,河北省灵寿县燕川乡一家小型矿石加工厂发生煤气中毒事故,河南籍打工者李桂英不幸死亡。

  据死里逃生的杨粉珠及亲属介绍,她和丈夫李桂英四年多来一直在这家私人加工厂打工。他们白天把云母矿石进行粗加工,晚上就住在厂里并负责看护设备。

  她只知道加工厂的老板叫“二峰”(音)。几年来,他们真正的老板是范苏才(音),场地和设备都是他的。今年也是范苏才打了电话,他们才来到灵寿县的。一个月前,二峰租下了苏才的场地,搞云母矿石加工,他也成了夫妻俩的临时老板。

  现在的北方天寒地冻,建在半山腰上的加工厂,屋里像个冰窖,晚上零下十几度。两口子盖上了所有的衣被,但仍然直打哆嗦。老板提供了炉子和煤块,他们生火勉强取暖。直到12月1日夫妻俩煤气中毒,一个当场死亡,一个住院抢救。

  最多赔5万,是“市价”还是“政府定价”?

  死者家属告诉记者,47岁的李桂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他上有70多岁的父母,下有正在郑州读大学的孩子李飞,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光棍汉哥哥要他养活。现在他死了,虽然媳妇保住了性命,但估计也要落下后遗症。你说,这一家人的日子以后可怎么过!……

  死亡赔偿谈判始终在艰难的进行着。没人晓得,这到底是“逗你玩”,还是“蒜你狠”,亦或是“姜你军”。

  12月2日:二峰同意赔偿,但称自己只有2万块;

  12月4日:二峰居然“降”到了1.2万!

  12月5日:记者关注、乡领导 “一番教育”后,二峰又“涨”到了2.5万!

  家属称,出事后,二峰除了到医院交过2000元押金,就再也没露面,把我们往死亡现场一扔,不管吃也不管住。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,乡里怎么也该派人到医院看看,哪怕给我们买点水果、送顿饭、鞠个躬呢。现在,你们记者来了,燕川乡的乡领导还是不见我们家属!赔个一两万,连头牛都买不到,难道一个大活人的命还不如一头牛?二峰心黑也就罢了,难道乡政府也黑了心,这样冷漠无情?!

  我们咨询过律师了,李桂英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,一般可以认定为工伤。按照河北省相关规定,丧葬费、赡养费等项目加起来大概有40多万,因为死者也存在一定过错我们才把死亡赔偿金降到15万。律师说了,范苏才和二峰都负有连带责任,不存在赔不起的问题。

 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燕川乡党委书记赵军华。关于赔偿,赵书记说,按照乡里惯例,类似事故赔偿没有超过5万的。如果给得太多,再出事儿就不好处理了。家属要是不服气,可以去打官司。

  采访中,两个有关赔偿数额的细节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一是在赵书记抛出5万“政府定价”后,主管安全生产的夏副乡长也说绝对不能超过5万!后来,夏乡长当着记者的面给在县法院工作的妻子打电话。当得知“5万绝对不行,人家真来法院告你,死亡赔偿金、赡养费等你都得掏……”后,夏乡长挂断电话,沉默不语。二是一位在场的武装部长,知悉来龙去脉后,当着夏乡长的面,不禁摇头自语:2万实在太少了,家属要个要个十来万也不过分。

  赵书记:家属敢抬尸闹事,我就通知公安抓人!

  如果说赔偿数额相差巨大,还只是钱的问题的话,那么作为地方父母官的赵书记的下述表态,着实令人震惊和不安:

  ——这起死亡事件发生在营里村,村支书第一时间就向我们汇报了,但死者家属没有找到乡里,乡党委政府也不好出面主持公道。他们私下能解决了,乡里就当不知道!

  乡政府何时变成了法院,玩起了“不告不理”的游戏?连温总理都能为卖棺材板的老人掏500元钱(有一年温总理去河北视察,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,在路边偶然碰到了因没钱治病而卖自己棺材板的老人),赵书记等乡领导为何知道了却无动于衷? 那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奋斗目标”的肺腑之言,难道不令乡领导振聋发聩?

  ——尸体要在本地火化,家属敢抬走尸体闹事,我就通知公安把他们抓起来!(记者反映赔偿偏少,家属情绪比较激动。)

  到底是赵书记的权力大,还是宪法法律大?如此靠压、靠吓“和谐掉”问题,基层政权何以稳固?

  ——李桂英的死算不上工伤。他本身也有一定责任,你知道他们是违法企业为何还到那里打工?

  赵书记不去现场,未经调查,如何一口认定不是“工伤”?按照赵书记的说法,李桂英明知是违法企业仍去打工进而死亡,他有责任,那乡政府明知是违法企业仍允许开工,甚至集中培训,相关领导是否也应承担“死亡”责任,比如受到渎职追究?

  政府冷漠,源于黑矿主和带血GDP?

  走进杨粉珠的“家”,寒气扑面袭来。外屋的水泥地上,铺着几个编织袋,上面放着从老家穿来的军大衣。赶来处理丧事的十几口老少,几天来就是这样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。看来,乡政府领导对记者说,让老板给送被子等承诺又没有兑现!

  屋外,一条粗大的铁链绑着三轮车,大铁链从墙洞伸进屋里,三轮车是老板用来拉货的。如此,一条锁链把黑矿主、矿主和打工仔紧紧地连在一起,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地方经济。

  燕川乡地处丘陵,距石家庄市约70公里。由于附近大山富含云母,像二峰这样的小矿石加工厂随处可见,仅在营里、东庄、庒窝、北燕川等村,每村就多达20余个。

  设备露天摆放,生产露天进行,白色粉尘漫天,电线私拉乱接……这些小作坊一般投资只有两三万,设备简单,雇一两个人就能生产。老板把加工好的云母卖出,赚取差价。

  云母是一种造岩矿物,通常呈假六方或菱形的板状、片状、柱状晶形。其特性是绝缘、耐高温、有光泽、物理化学性能稳定,广泛应用于油漆、电焊条、化妆品等建材化工行业。

  据了解,灵寿县燕山乡的云母矿,质高价低,三分之二出口日本,在全国也很有名。从上世纪70年代前后,村民就自发开采云母。由于技术含量低,收入不如外出打工划算,加之不少村民陆续患上了“尘肺病”,矿就承包给外地人干。直到几年前,当地的云母业还基本处在“单打独斗”的粗开采、粗加工的阶段。

  赵书记坦言,燕山乡小矿“遍地开花”是历史遗留问题。上世纪 80年代,为发展经济,政府鼓励开矿加工,很多矿都是那时建起来的。慢慢的,以云母矿石加工为产业的经济链条逐渐形成,燕川乡的粗加工只是其中的一环。

  我来乡里做书记6年了,全乡只有一家工厂有合法手续,绝大多数加工厂环评、产能、立项等都不达标。其实,政府也在打击这些小加工点,很多是你刚查封,它又偷偷生产,我们不可能天天盯着,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(6年了,不知道赵书记还需要几个6年才能解决问题?)。一旦全部杜绝生产,下游的细加工、再加工和包装出口企业等环节就无货可供,这个产业也就消失了。而如果让一家企业完成全部工序,也不现实。我们经常开展安全生产培训,而且一分钱也不收,马上乡里就要搞一次。

  记者猛然明白,为何赵书记在被问及“李桂英打工的企业是否涉嫌违法生产”时,竟然反问记者:“你是来关注死人的,还是违法生产的?”耳畔,乡领导“如果给得太多,再出事儿就不好处理了!”的理由更令人深思。

  似乎,在燕川乡,这成为了一个悖论:要GDP,就无法杜绝生产,也就免不了死人;死个人,赔一两万了事,为的是不影响生产,为的是官员政绩。

  灵寿县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,“要研究矿山监管有效机制,成立专门执法队伍,严厉打击私挖滥采行为。同时,整合开发云母、金、银、钼等矿产资源,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。”

  李桂英的悲剧不是第一个,但能否成为最后一个?

  百姓求助媒体,何错之有?

  采访中,记者始终不解:赵书记一再坚称乡里根本不认识二峰,不便介入村里纠纷,那为何抛出5万的“政府定价”?如果两个矿老板良心发现愿意多赔呢?莫非真像老百姓所说,二峰找过乡里,把乡领导买通了?还是乡领导在矿里有股份,是大股东,能拍板做主?

  记者注意到,记者到达的第二天,二峰在同意出价2.5万时,跟死者家属说的是“乡里找过我”,并抱怨:我年年交钱,现在出事儿了,乡里把责任推给我。乡里应该赔几万,县里应出十几万!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拿钱?而这些,乡领导予以全盘否认,称是二峰在瞎说。

  采访间隙,夏乡长特意把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,希望记者晚上去做家属工作,乡里也会让村干部跟二峰说,让他多出些钱。夏乡长与记者的谈话还没结束,赵书记就派人把记者叫了出去,说“你们晚上走吧,你们不走,老百姓觉得有记者撑腰,肯定要钱要的多。你们走了,我们来处理。”

  记者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老百姓上访也好,求助于媒体也好,都是他们正当的权益。何谈“撑腰”?就算记者给老百姓撑腰了,难道有错吗?退一步说,在有记者介入的情况下,乡里表态不超过5万,记者要撤了,乡里的又会“指导价”是多少?(果然,第二天成了2.5万, 心中的人民,难道真是燕川乡领导眼中的“草民”?)

  遗体不见了

  家属告诉记者,他们最担心的是李飞,现在正是考研的冲刺阶段,这些天,他精神受到很大刺激,话也不怎么说,甚至连哭都很少,目光呆滞,表情麻木。

  那天,孩子突然跪倒遗体前,说:爸爸,我现在还在上大学,没能力给你讨说法。老板和乡里太黑心了!我们带的钱快花光了,没吃没喝没地方住,只能先把您放在这儿,回头再来拉您……

  次日,十几口人含泪离开灵寿。

  死者家属走后第二天,李桂英的遗体不见了。

  莫非这就是赵书记许诺的“处理”方法?李桂英事件何时能画上句号?当地群众关注的“燕川乡尘肺病”问题,领导能不能被问责?记者将继续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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